捐书那天，接触到了一些乡村教师，了解到一些乡村教育的基本状况。

全县5.8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在农村甚至不满4年。不是第一次接触这一类数字，但每一次听到，心口都会一阵刺痛。

管理全乡中小学的乡中心校的女校长谈起“两免一补”之前学生书包里的书大部分都要足额缴费，每个学期一开始，所有的教师都陷入赤贫状态，绝大多数学生交不起这笔书费，面对新华书店的催款，学校只能先扣住所有的教师一个月的工资去还款，一个月不够，扣两个月、三个月的。而老师，在上课之外，为了生存，不得不努力到未缴款的学生家里去做工作，想办法把自己的工资从学生家长手中收上来。

如今，免费义务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负担的确是在减轻，但一丁点的负担对很多学生家庭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无论是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几块钱的书费，或者是每顿两毛钱的餐费，还是有不少学生交不起。我们的乡村教师能怎么样？垫付。

我们总在叹息最需要教师的乡村学校师资的流失，可我们怎么给出让那些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有保障的教师留下来的理由呢？

女校长强烈希望通过我们志愿者为乡小学争取到20台的电脑，只要能用，更新淘汰下来的电脑就可以了。有了这些电脑，学生们微机操作的课程就可以进行。更重要的是，乡小学可以成功申请更高一级的资质评定。而得到这样一个资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荣誉或者政绩问题，更高一级的资质，意味着一定名额的教师级别空缺，很多有能力却由于编制限制而处于超编状态的教师可以名正言顺地得到相应的级别，某种程度上也防止了一些得不到相应待遇的教师流失。只是，对于电脑的事，我知道我给不了什么承诺，惟有倾听而已。

如果说女校长所言还带有一点官腔的话，在酒桌上那个中心校副校长——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说的真是肺腑之言了。

他从自己从“代课老师”转为公办教师的经历说起。代课老师，是西部地区特有的一种事物，乡村师资力量的匮乏，产生了不少未经过正规训练的编制外的“代课老师”，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对于乡村教育的普及是功不可没的，而他们的待遇却是低得让人心酸的。

在团委曾经收到过统计全县“代课老师”的文件，团委的答复是本县已经没有“代课老师”了。我不知道原本为数不少的“代课老师”如今何在？至少，眼前的这一位曾经的“代课老师”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相当成功的一员。

说起在上海培训的短短一周，他感触很深，酒后涨红的脸一脸凝重，颤颤巍巍地伸出一个手掌，说，这里的乡村教育和上海相比至少落后50年！我知道，他的感触并非夸张。

身处在这样一个乡里可能建设得最好的学校，他希望我去看看那些难以行车的村寨里的学校，都去走一走。我答应他，一定要去看看。即使我已经听得太多太多，即使我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照片，没有亲眼看到，那种感触仍是一片虚空。

当他谈起乡里的老师时，又显示出一副严格的姿态来，他很希望搞一场教学方法的大辩论，这倒是和女校长的教师竞争上岗的想法如出一辙。只不过，都无法得到乡里领导的认可。他们的解释是，乡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把亲戚安排在教师队伍里面，而这些人的水平实在不行，却更有可能获得更好的级别晋升机会。

他愤愤地说，领导要乡里倒数第一的老师晋升，他硬是顶住不同意，所以中心校现在和乡政府关系很僵。说这话的时候，眼里隐隐含有泪光。的确是一条耿直的汉子，就连管理教师的人都如此艰难，我们的乡村教师又能怎么办呢？

经济的回报，晋升的机会，都是如此的匮乏，还有各种关系来侵占这些稀缺的机会。乡村教师，实在是一个太要求奉献的职业。如果我们还要限制他们的流动，我们也太苛求他们了吧？如果我们放任他们按照市场规律流动，乡村孩子的教育有何去何从？

临走的时候，受捐赠的小学校长拉住我们的手：你们给我们的帮助很大，过年的时候来我们这里看看，到时候把后面那头猪杀了，请你们吃杀猪饭。

想起那头瘦得不忍心多看一眼的猪，只是礼节性地应了一声。转身离去。

2006年12月17日，在乡里可能最好的小学，了解到乡村教师的点滴。记之。